读《报任安书》

或许终此一生，我们都不能明白他。他是怎样为一件原本无关的事心潮汹涌，怎样挺身而出仗义执言，怎样锒铛入狱，站在一个两难的选择面前，他又有着怎样的姿态和决绝。

这算什么选择，屈辱地死去，或受辱而苟活。强势如他，也必定曾陷入最艰难苦涩的困惑罢！幸而他最终选择了后者，终于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终于留下一部千古绝唱——《史记》。

问他为什么？！为什么你能、你甘愿承受如此耻辱？因为不愿死如蝼蚁。宁可活下来，完成一部足以令他自许自傲的作品。此书一出，当震惊世俗，流传千古，令天下人心倾服之！那么他当日所遭耻辱，也自然洗脱了。尽管决心坚定不已，可现实的反面能量大过美好未来的积极意义。耻辱加身，流言所指，身心俱疲。他也一定曾在面对广阔、永恒却虚无的天地时心生惶惑，一定曾无数次在无意识的耻辱的温习中被刺痛而惊醒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这样写道，“……其次剔毛发、婴金铁受辱，其次毁肌肤、断肢体受辱，最下腐刑极矣！”读到这一句时，我竟几乎堕下泪来！他将他郁积在心的愤懑和疼痛，统统倾注了进来罢？所以读来才是极苦、极痛，令人伤之切之的。

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？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，这句话或许也适合子长吧。为什么一定要活下来写完《史记》？是作为记载者，对历史与生俱来的责任感？是作为政府官员，对虽然将罪名加诸于他却仍不失为一代明君的汉武帝的忠诚？这些因素必然都有，然而我想，更重要的，是他对于自己所受的耻辱的敏感和疼痛。我们不能只是笼统地说，司马迁是一个有大人格的人，是一个伟大的忍辱负重的史学家。他也是血肉之躯，尽管他写道，“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，顾妻子；至激于义理者不然……”，可既然生而为人，“人情”事实上已是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至激于义理者亦然。正如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思想抽出来，然后指着说这是灵魂，这是肉体。灵魂与肉体，人性与人生，都是交错缠杂无法分离的。

《史记》之所以让他愿意倾注毕生心血，“成一家之言”之所以如此重要，固然想借此流芳百世，更直接更使他日夜心如刀绞的原因应当仍是他的耻辱，我想这就是“人情”在他身上所表现并为我们看到的。无怪孟子要说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智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，只有当一个人饱受折磨，甚至到了司马子长这样对人生再没有别的期望的地步，才能心无旁骛，才能极坚强极有韧性地付出数十倍于常人的努力。

可如今换个角度看他的人生，历史的烟云却模糊了当年的每一点细枝末节。

我不禁要问，留下一部《史记》，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吗？

著出《史记》的司马迁也好，留下《离骚》的屈原也好，这些在当时看来是郁郁不得志并饱受命运戏弄的人们，他们人生的意义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模样呢？司马迁自言，“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？”倘若他真的轻视一切“人情”，他存在的意义岂不是全部凝聚在《史记》上了吗？一部书再伟大，又如何能比得过一个人的生命和活力所包含的意义？我们赞许《史记》，或许赞许他的豪情和思想更甚于《史记》的史学价值。司马迁把他残余的人生糅入了《史记》，他为英雄豪杰们立传，走过他们的叱咤风云和金戈铁马。阿这就是他的人生和快乐！那么人生的意义和追求，正如纪德一直坚持并告诉我们的，应该是真正的快乐。人是为快乐而活着的。

司马迁在文中提到很多人，李斯，韩信，侯窦婴，周勃，吕不韦，孙膑……或功高盖主而遭忌，或才华横溢而被妒。可是对于这曲折却精采的一生，他们到底是满意的吧？既然深知“伴君如伴虎”仍要不顾一切地走上这条路，谁还会去希冀一个安详的晚年？是，他们更愿在战场甚至官场死去，死于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这才是他们潜意识里所热衷和追求的东西。